翻译 | 为何“性别（认同）”的理念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弹？

作者 | Judith Butler

翻译 | Enlightening

校对 | Jessica

制作 | 星水

| 译者按：

本文于10月23日首发于《卫报》“性别在线”专栏（Gender Now），该专栏为探讨当今的跨性别生活、身份认同与跨性别政治而设立，包括本文在内目前有三篇文章，其余两篇为Gabrielle Bellot撰写的《觉得跨性别是“赶时髦”？看看这些18世纪的“女性丈夫们”》和Judith Butler的访谈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女性这一类别》。本文作者朱迪斯·巴特勒目前是新学院大学的哲学系杰出客座教授，著有《性别麻烦》《消解性别》《非暴力的力量》等。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6月，匈牙利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决定公立学校将取消所有与“同性恋和性别转变”（homosexuality and gender change）有关的教学，并将LGBTQI权利和相关的教学与恋童癖和极权主义文化政治联系起来。5月下旬，丹麦的议员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反对学术研究环境的“过激”，并将性别研究、种族理论、后殖民主义和移民研究列为罪魁祸首。2020年12月，罗马尼亚最高法院驳回了一项禁止讲授“性别认同理论”（gender identity theory）的法律，但争议仍在继续。波兰那些渴望净化英美的“腐蚀性文化”的恐跨者宣布将建设“无跨性别空间”。土耳其在3月份退出了《伊斯坦布尔公约》*，这让欧盟感到震惊，因为土耳其的主要反对意见之一是将保护妇女和儿童免受暴力侵害的条约纳入其中，其中的“问题”与这个外来词汇有关，那就是“性别（认同）”（gender）**。

* 《伊斯坦布尔公约》：又称《欧洲委员会防止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约》，是欧洲首部旨在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公约，规定对女性实施家庭暴力、骚扰及跟踪、性侵犯等行为都将面临法律制裁。路透社称，土耳其政府高官称国内法比国际条约更能保护妇女权益。土耳其许多保守人士和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中一些官员此前一直主张重新审议该公约，因为认为公约破坏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土耳其的保守价值观不符。批评人士还声称，该公约提倡同性恋。

** gender：目前，绝大多数中文译著和学术论文都将gender译为“（社会）性别”，但就本世纪以来的语境与词义变化来看，巴特勒所批判的“反性别意识形态”（anti-gender ideology）者——包括中文语境中使用该类词汇定义自己的人群——使用gender时已经逐渐弃用了“社会”的前缀而更多地将其与“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联系起来，故本文翻译时将gender译为“性别（认同）”，若原文中的gender以不加双引号的形式出现，后文将略去括号内容；对应地，本文将anti-gender ideology movement译为“反性别（认同）意识形态运动”，将gender critical译为“批判性别（认同）的”。另，译者并不认为gender直接译为无前后缀的“性别”有任何问题，但为与仍被广泛使用的“（生物）性别”（sex）进行辨析，本文仍暂时保留了这一区分。关于90年代以来gender中译的讨论可参考《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5期《Gender（社会性别）在中国的旅行片段》。

近年来，对所谓“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的攻击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在互联网的煽动、广泛的右翼天主教和福音派组织的支持下，支配了公共讨论。尽管并不总是一致，这些组织都认为传统的家庭正受到攻击，课堂上的孩子们正被灌输“变成”同性恋者，“性别（认同）”是一种危险甚至邪恶的意识形态，它威胁着家庭、地方文化、文明，甚至是“（男）人”本身（“man” himself）。

要完全重构反性别意识形态运动所使用的论证并不容易，因为Ta们并不以一致性或连贯性的标准要求自身。Ta们汇集并发起煽动性的主张，以便通过任何必要的修辞手段来打击Ta们所认为的“性别意识形态”或“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例如，Ta们反对“性别（认同）”，因为它被推定是对生物性别（biological sex）的否定，或因为它破坏了异性恋规范的（heteronormative）*家庭的自然或神圣特性。Ta们担心，如果我们开始按照性别的路线思考问题，男人就会失去他们的主导地位或不可避免地被削弱。Ta们认为，孩子们被教导改变性别，被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积极招募，或在教育环境中被迫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而关于性别的公共话语则被夸张为一种思想灌输。Ta们还担心，如果一种叫做“性别（认同）”的东西被社会接受，那么包括人兽交和恋童癖在内的性变态行为就会在地球上泛滥。

* 异性恋规范的（heteronormative）：大意指二元性别和异性之间的性吸引被视为自然的和正常的，并成为社会规范的基础。术语“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最早于1991年由酷儿理论家迈克尔·沃纳（Michael Warner）提出。

尽管这一运动是民族主义的、恐跨的、厌女的并且恐同的，但其主要目的是扭转过去几十年来由LGBTQI和女权运动所赢得的进步性立法。事实上，在攻击“性别（认同）”时，Ta们同时反对女性的生殖自由和单亲家长（parents）*的权利；Ta们反对保护女性免于被强奸或遭受家庭暴力；Ta们否认跨性别者的法律和社会权利，反对一系列防止性别歧视、强制性精神病收容、残酷的身体骚扰和谋杀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所有这些狂热都是在家庭暴力激增、酷儿和跨性别儿童被剥夺了让Ta们得以生存的容身之所的疫情时代急剧上升的。

* parents：考虑到非二元性别者和性别未确定者同样可能生育或抚育后代，parents应译为“家长”而非“父母”。

批判甚至嘲讽许多反对性别研究或性别认同的言论是很容易的，因为它们基于单薄的夸张，且往往近似幻觉。如果重要的话（让我们希望它仍然重要），不存在单一的性别概念，性别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内部多元化的、包括各种各样的学者在内的领域。它并不否认（生物）性别，而是倾向于追问（生物）性别是通过怎样的医学和法律框架被确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如何改变的，以及如果不把出生时被指派的性别与随后的生活（包括工作和爱情）关联起来，这将如何影响我们所处世界的社会组织。

我们通常认为性别指派是一次性的，但如果它是一个复杂且可修改的过程，而且被错误指派的人可以及时改变它呢？这样去论证并不是采取反对科学的立场，而只是追问科学和法律如何介入身份认同的社会规制。“但是只有两种性别！”一般来说，是的，但即使是支配我们有关生物性别的日常概念的二元论理想，也在许多方面受到来自科学界和间性运动的质疑，后者表明了性别指派可以带来多大的困扰和后果。

提出关于性别的追问，也就是追问社会是如何根据性别组织起来的，又对理解身体、生活经验、亲密关系和愉悦造成了怎样的后果。这就是参与一种开放的调查和研究，反对那些试图阻止和扭转解放性变革的教条式社会立场。然而，“性别研究”被那些自视为站在“批判”（critique）那一边的人当作“教条”（dogma）来反对。

我们可以继续长篇大论地解释性别研究中的各种方法和争论、学术研究的复杂性，以及它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在全世界得到的认可，但这要求读者和听众都愿意投身学习。鉴于这些反对者大多拒绝阅读任何可能与Ta们的观念相抵触的材料，或者从复杂的文本中精心挑选（cherrypick）用以支持夸张的描述，那我们还如何能继续？

还有人声称，“性别（认同）”的概念本身就是对基督教（或某些国家的传统伊斯兰教）的攻击，并指责“性别（认同）”的支持者歧视Ta们的宗教信仰。然而，有关性别和宗教的重要的田野研究表明，敌人并不来自外部，而教条往往是在审查者那一派中被找到的。

对于这一反动保守的运动来说，“性别（认同）”一词吸引、凝结并触动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焦虑，这些焦虑是由新自由主义制度下日益增长的经济动荡、社会不平等和疫情导致的停摆造成的。由于对基础设施崩溃的恐惧、反移民的愤怒，以及欧洲对失去异性恋规范家庭的神圣性、国族认同和白人霸权的恐惧，许多人坚持认为应当归咎于性别（认同）、后殖民研究和种族批判理论的破坏性力量。当性别（认同）被视为一种外来入侵时，这些团体清楚地揭示了它们所做的是国族意识的建构。它们为之奋斗的国族是建立在白人至上主义、异性恋规范的家庭以及抵制所有针对规范的批判和质疑之上的，这些规范显然限制了许多人的自由，并且危及Ta们的生命。

在新自由主义下，社会服务的消失给传统家庭带去压力，使关怀工作不得不在家庭内部被提供，正如许多女权主义者所正确论述的那样。反过来，面对大幅削减的社会服务、无法偿还的债务和失去的收入，在家庭和国家内部强化父权制规范对于一些人来说也变得势在必行。正是在这种焦虑和恐惧的背景下，“性别（认同）”被描绘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一种渗透政治体并破坏传统家庭稳定的外来影响。

朱迪斯·巴特勒的伴侣温迪·布朗（Wendy Brown）

所著的《在新自由主义的废墟中》

事实上，性别（认同）代表了各种被想象出来的对政治体的“渗透”（infiltrations），或与之相关联——移民、进口、全球化对本土经济的破坏。因此，“性别（认同）”成为一个幻影，有时被指认为“魔鬼”本身，被视为某种纯粹的破坏性力量，威胁着上帝的造物（不是气候变化，我想这似乎才更贴切）。这样一个破坏性的幻影只能通过绝望地呼吁民族主义、反智主义、审查、驱逐和强化的边界来征服。那么，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性别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理解这一反动保守的运动。

反性别意识形态运动跨越国界，将拉丁美洲、欧洲、非洲和东亚的组织联系起来。反对“性别（认同）”的声音来自马克龙领导的法国和杜达领导的波兰，它在意大利的右翼政党中流传，在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的主要选举平台中出现，由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高调宣布，并为许多地区的性别研究机构被关闭负责，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在2017年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in Budapest ）*，它随后搬迁到了维也纳。

*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in Budapest：原校址位于匈牙利首都的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于2017年搬迁至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原因是匈牙利政府取消了中欧大学在该国颁发美国认证学位的资格，匈牙利总理的Viktor Orbán以极右翼政治观点著称，他宣称出生于匈牙利的中欧大学校长Soros是“用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移民来摧毁欧洲”的策划者。

关于中欧大学校址搬迁的抗议活动

在德国和整个东欧地区，“性别（认同）主义”（genderism）被比喻为“共产主义”或“极权主义”。在波兰，有一百多个地区自称为“反LGBT区”，将任何被视为LGBT的人的公共生活刑罪化，迫使年轻人离开这个国家或转入地下。梵蒂冈煽动了这些反动的火焰，它宣称“性别意识形态”是“恶魔”，称其是来自北方的“殖民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并对学校“灌输性别意识形态”表示担忧。

根据与Elzbieta Korolczuk*合著《反性别（认同）政治的民粹时刻》（Anti-Gender Politics in the Populist Moment）一书的作者Agnieszka Graff**所说的，扩大和传播反性别（认同）观点的组织包括“国际家庭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Family），该组织的会议有上千人参加；以及成立于西班牙的在线平台CitizenGo，它动员人们反对主张保护LGBTQI权利的讲座、展览和政治候选人。它们自称有超过900万追随者，随时准备动员起来（就像2018年它们在巴西反对我的动员那样，那时，一群愤怒的人在我要演讲的会场外烧毁了我的“肖像”）。第三个是由100多个组织构成的“欧洲议程”（Agenda Europe），它将同性婚姻、跨性别权利、生殖自由和LGBTQI反歧视的努力视为对基督教的攻击。

* Elzbieta Korolczuk：目前任教于华沙大学的性别研究中心，她在瑞典索德脱恩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社会运动、公民社会与性别。

** Agnieszka Graff：是一名波兰作家、评论家和人权活动家，著有《没有女人的世界》等书籍。

反性别（认同）的运动不仅是反动的，而且有着法西斯主义的趋势——那种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的思潮。它们前后不一致的论点、对左派和右派的修辞策略所均等采取的机会主义路径，生产让其中一些人困惑、另一些人信服的话语。但是它们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典型，扭曲理性以使其与极端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t）的目的相契合。

它们坚持认为，“性别（认同）”是帝国主义的建构，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如今正被强加至全球南方国家（the global south）*的地方文化，它们虚假地挪用了解放神学和去殖民化的修辞。又如意大利右翼团体Pro Vita所坚持的那样，“性别（认同）”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影响，而传统的异性恋规范家庭是对抗社会解组和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最后堡垒。所有这些似乎紧接着LGBTQI的存在本身、Ta们的家庭、婚姻、亲密关系、脱离传统家庭的生活方式，以及Ta们对自己的公共存在的权利；也紧接着女权主义者对生殖自由的法律需求，以及结束性暴力、对女性的经济和社会歧视的呼吁。

* 全球南方国家（the global south）：一般泛指发展中国家。

同时，“性别（认同）”的反对者们诉诸《圣经》来捍卫Ta们关于男女之间的自然等级以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具有“独特价值”（distinctive values）的观点（尽管进步的神学家已经指出这些对《圣经》文本的解读存在争议）。Ta们将《圣经》等同于自然法学说，声称被指派性别是神圣的，这仿佛是在说当代的生物学家和医生们是在为13世纪的神学服务。

染色体和内分泌的差异使生物性别的二元论变得复杂，生物性别的指派是可以修改的——这些并不重要。反性别（认同）的支持者声称，“性别（认同）意识形态者”否认男性和女性在身体上的差异，但Ta们的唯物主义很快就变成断言两种生物性别是永恒的“事实”。反性别（认同）运动不是有着一系列明确原则的保守主义立场。不，作为一种法西斯主义思潮，它动员了一系列来自整个政治光谱的修辞策略，以最大化对于来自各种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渗透和破坏的恐惧。它并不追求连贯性，因为它的不一致性正是它的力量之一。

Umberto Eco*在其著名的法西斯主义要素清单中写道：“法西斯的游戏可以以多种形式进行”，因为法西斯主义是“一幅拼贴画……一个充满矛盾的蜂巢”。这确实完美地描述了如今的反性别（认同）意识形态运动，它是一种保守而反动的煽动，是一系列煽动性的、互相矛盾且不一致的主张和指控。它们在自称要扼制不稳定性的承诺中饕餮，而它们的话语却带来更多混乱。通过一连串不连贯且夸大其词的主张，它们捏造了一个存在多种紧迫威胁的世界，为威权秩序和审查制度编造理由。

* Umberto Eco（1932-2016）：是一名意大利小说家、哲学家、评论家和大学教授，著有《玫瑰之名》等书籍。

这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表现出不稳定性（instability），即使它试图抵御进步政治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扰乱”（destabilization）。对“性别（认同）”的反对往往与反移民的愤怒和恐惧相结合，这也是为何在基督教语境中，它往往与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相结合。移民们也被认为是某种“渗透”，从事“犯罪”行为，即使Ta们依照国际法行使其通行权。在反性别（认同）意识形态者的想象中，“性别（认同）”如同一个不受欢迎的移民，一个乱入的污点，但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被赶走的殖民者或极权主义者——它随意地缝合了右翼和左翼的话语。

作为一种法西斯主义趋势，反性别（认同）运动支持不断加强的威权主义形式。它的策略鼓励国家权力干涉大学课程、审查艺术和电视节目、剥夺跨性别者的合法权利、禁止LGBTQI人士进入公共空间、削弱生殖自由和反对针对女性、儿童和LGBTQI人士的暴力的斗争。它威胁要对包括移民在内的人实施暴力，这些人已被视为恶魔般的力量，对Ta们的镇压或驱逐将通过强制来恢复国族秩序。

这就是为何“批判性别（认同）”的女权主义者与反动力量结盟、共同针对跨儿、非二元者和性别酷儿——是毫无意义的。现在，让我们变得真正具有批判性，因为现在不是这个运动的任何攻击对象相互反对的时候。现在，是时候团结起来对抗法西斯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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